1949年初，全国解放战争的号角已吹响，各路大军势如破竹。然而，位于西北战场的第一野战军（此前为西北野战军），却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尽管中央军委在1948年11月1日和1949年1月15日相继颁布了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番号的指示，西北野战军也已正式改编，兵力从建军之初的2万余人扩充至15.5万人，拥有7个军的编制。但与西北盘踞的国民党势力相比，这支部队的规模显得捉襟见肘。
当时，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部就坐拥13个军共17万人，其主力部署在渭河流域。再加上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理长官马步芳和副长官马鸿逵麾下的8个军共14万人，以及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率领的3个整编师7万大军，西北国民党军队总兵力高达38万。一野的15.5万将士，要在横跨五省、占全国版图三分之一的32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对阵近乎三倍于己的敌人，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兵力上的巨大悬殊，直接拖慢了西北解放战争的整体进度。彭德怀对此深感忧虑，他向中央军委递交了急切的兵力补充报告。
决策层面的乾坤
对于彭德怀的请求，中央军委很快有了回应。毛泽东回电，邀请彭德怀和王震出席即将于1949年2-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这次关键的会议上，毛泽东听取了彭德怀关于西北战场困难的详细汇报。中央高层经过慎重考量，当即做出了一项影响深远的决定：将原华北野战军序列下的周士第18兵团和杨得志19兵团划归彭德怀麾下。
然而，这项重要的兵力调动并非没有前提。毛泽东明确指出，这两大兵团的西调，必须以太原城的解放为条件。这一决策，既解决了西北战场的燃眉之急，又巧妙地将太原攻坚战与全局战略紧密关联起来。
太原城下易将帅
彼时的太原，堪称国民党山西军阀阎锡山的最后堡垒。阎锡山为了固守这座大都市，煞费苦心地修建了数道极其坚固的防御工事，并夸口称共军攻到天荒地老也奈何不了太原。平津战役结束后，华北基本解放，太原已成孤城。为了攻克这个所谓的“反共模范堡垒”，党中央在1948年9月24日便提前发动了太原战役。
负责封锁和主攻太原的，正是抱病指挥的晋冀鲁豫部队司令员徐向前。他顶着病体，带领部队歼灭了阎锡山部二十多万人，将其主力封锁在城内。1948年10月17日晚，我军成功攻占牛驼寨大片阵地，随后经过18天的浴血奋战，在1948年10月26日攻克了阎锡山引以为傲的“四大要塞”。然而，积劳成疾的徐向前肋膜炎复发，胸腔积水严重，剧烈的病痛使他只能卧床指挥，甚至需要躺在担架上视察前线。
中央军委对徐向前的健康状况十分挂念。1949年3月13日天还没亮，彭德怀便带着警卫人员，乘坐美式吉普车，疾驰向太原前线，正是奉毛泽东之命，前来探望徐向前。两位老战友久未谋面，徐向前虚弱地躺在床上，看到彭德怀的到来，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彭德怀握着徐向前的手，转达了中央的关怀：“向前啊，去年你打完临汾战役，我就想中央请求你去西北，当时没能得到批准。现在中央决定，等拿下太原，把十八、十九兵团调给一野参加解放大西北，以后，我们一起去消灭胡宗南和马匪军。”
徐向前深知自己身体状况已无法胜任，诚恳地请求彭德怀留下主持攻城。他坦言：“我的肋膜两次出水，胸背疼痛，身体虚弱得很，没法到前线去，你就留下来指挥攻城吧！等拿下太原再走。”彭德怀接受了徐向前的请求，并报请中央军委得到首肯。为了避免影响军心，对外下达命令和撰写报告，仍沿用徐向前的名义签署，但实际指挥的重担则由彭德怀来挑。
西北兵力大翻盘
彭德怀接管指挥后，与十九兵团、二十兵团以及第四野战军炮兵第一师共20多万雄兵，以及1300多门火炮齐聚太原城下。在短暂的休整和周密准备之后，1949年4月20日清晨，彭德怀一声令下，我军向太原城发动了总攻。仅仅四天，至1949年4月24日拂晓，我军以雷霆之势，在1300门火炮的轰击下，堡垒密布的太原犹如纸糊的房子一般被轻易戳破。上午10点，23万大军从四面八方攻入太原，古城宣告解放。
太原克复，预示着西北战场的转机。强大的18兵团和19兵团正式从华北序列中解放出来，加入了第一野战军。这两大兵团的近19万大军，使第一野战军的总兵力扩充到将近34万人，瞬间与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三支联军的总兵力达到平齐。
胡宗南对这一变故心知肚明，他清楚地意识到，虽然自己仍号称拥兵30万，但此时的30万与以往的30万已不可同日而语。他曾在彭德怀手下仅数万兵马时都难以占到便宜，更何况如今彭德怀手中掌握着30万士气高昂、装备精良的精锐力量。听闻太原解放，胡宗南第一时间召开作战会议，气氛异常压抑，他用近乎悲戚的语气决定收缩防线，放弃其大本营西安，将主力撤退到凤翔、宝鸡一带。第一野战军趁机西进，解放了以西安为中心的大片区域。
胡马土崩瓦解
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三支相互猜忌的军阀队伍被迫猬集一处。他们虽然深知已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但内部的嫌隙依然存在。胡马联军了解到，18、19兵团还未完全进入关中，西北野战军原有的六个军兵力相对空虚，于是他们决定先发制人，夺回关中。马步芳集团表现最为积极，其子马继援叫嚣着要“出潼关和共产党争天下”。马继援曾凭借强大的骑兵在西府战役中挫败过彭德怀，这让他气焰日渐骄横。
然而，马继援没料到，当18、19两大兵团以及四野的重炮加入一野之后，西北野战军的武器装备已发生根本性改变。1949年6月，马继援倾巢而出，向咸阳扑来。形势万分危急，因为远水解不了近渴，马家军的骑兵必然在两大兵团到来之前赶到咸阳，而我军在西安仅有一个军。彭德怀与贺龙、甘泗淇商议后，决定采取疑兵之计。他命令第六军打着18、19兵团各部队的番号，做出大兵团即将入城的姿态，试图迷惑马家军。
就在这时，18兵团60军181师率先赶到了西安。彭德怀立即组织了浩大的武装游行，将缴获的国民党军坦克、大炮拉到大街上，蔚为壮观，进一步迷惑敌人。这支181师，正是中原突围中大放异彩的“皮定均旅”，加入一野后装备得到巨大加强。师长王诚汉和政委黎光被彭德怀亲自告诫要“打好第一仗”。181师随即在咸阳修建防御工事，马家军骑兵在强大的火炮面前，变成了活靶子。十几个小时后，马家军丢下2000多具尸体，被迫向后逃窜。“一胡二马”夺取西安的计划就这样告吹了。咸阳战役结束后，19兵团与18兵团全面进入西安、咸阳以及三原地区，完成了战役展开。西北、华北兄弟部队胜利会师，全军士气更加高昂。此时第一野战军正式拥有了4个兵团、12个军、35个师共34万兵力，连同地方武装已达40万人。西北战场长期以来“敌强我弱”的局面得到了根本性逆转。
彭德怀大军实力大增，胡宗南、马步芳和马鸿逵犹如惊弓之鸟，再也不敢轻易与一野正面交锋。国军在西北战场形成了一场“逃跑比赛”，谁逃得慢，谁就先被歼灭。彭德怀分析局势，决定先拿胡宗南开刀，采取了“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战略。1949年7月10日，第一野战军与胡宗南部夹河而立，准备决战。战斗打响后，彭德怀命令第2兵团渡过渭河，猛插胡宗南的后方，切断其退路；18兵团则负责正面主攻。第一野战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发动攻势，仅用一天时间，便将敌之18兵团团部、64军、38军以及119军围困于岐山、扶风、眉县一带，使其进退不得。我军仅以4千余人的伤亡，全歼胡宗南4个军共4.4万余人，取得了史诗般的胜利。此役之后，曾经强大的胡宗南集团精锐尽丧，再也没能力与我军正面交锋了。值得一提的是，当胡宗南被一野痛殴之时，马步芳和马鸿逵却作壁上观、不闻不问，坐视胡宗南主力被歼。在国民党方面撰写的战史中，曾痛斥二马目光短浅，导致全盘皆输。
胡宗南集团溃灭后，二马被彻底孤立，于是彭德怀将矛头指向了马步芳集团。在一野的追击之下，马步芳部一路溃逃，只恨爹妈没生两条腿。当他们退到兰州时，已是退无可退。1949年8月20日，彭德怀以第2、第19两个兵团的兵力从三面围住了兰州城。青海马家军不惜放弃自己的西宁老巢，誓死守卫兰州城。这恰好给我军提供了绝好的歼敌机会。经过多轮血战，我军全歼兰州守军4.2万余人。从此以后，青海马家军精锐尽失，完全成了流寇。兰州战役后，宁夏、新疆、青海门户洞开。贺炳炎、廖汉生带领第一军解放了西宁，结束了马氏家族在河湟地区长达百年的恐怖统治。令人不解的是，当“青马”被我军痛揍之时，原本许诺支援的马鸿逵却连一兵一卒也不派。这种“死道友不死贫道”的精神，最终让国民党在陇右地区的防御彻底崩溃。
胡宗南和马步芳都完蛋了，下一个就是马鸿逵了。1949年8月下旬，彭德怀命令杨得志带领19兵团进攻宁夏，彻底结束军阀马鸿逵在此地的统治。19兵团进军宁夏后，有识之士纷纷向解放军投诚，马鸿逵的堂兄马鸿宾率部起义，让马鸿逵更加孤立。19兵团以排山倒海一般的威势，向银川方向猛攻，突破了敌人三道防线。由此，银川已无险可守。马鸿逵见大势已去，他租用美国人的飞机，满载自己多年搜刮来的7吨黄金以及难以计数的美钞和珠宝，仓皇逃向了重庆。马鸿逵一逃，宁马集团也随之土崩瓦解。宁夏战役共歼灭与争取起义与投诚敌人4万多人，圆满完成了毛泽东关于“解决马鸿逵部，越彻底越好”的指示。甘、宁、青等省解放后，彭德怀又组织大军向新疆进军。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将军心向人民，带领他的三个整编师发动起义，新疆实现了和平解放。
结语
至此，西北40多万国民党军在仅仅数月之间灰飞烟灭。这场全面胜利的实现，正是源于中央军委对全局的精准把握，以及在关键时刻对太原战役的巧妙联动。通过战略性地将华北地区的优势兵力适时引入西北战场，不仅解决了第一野战军在兵力上的燃眉之急，更使得彭德怀这位绝世名帅得以全力施展其军事才能，最终以千钧之力“凿空”了西北，让西北人民迎来了灿烂的黎明。1965年，毛泽东曾肯定彭德怀：“解放战争，在西北战场成绩是值得肯定的。那么一点军队，打败国民党胡宗南那样强大的军队，这件事我经常想起来，在我的选集里，必然有你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