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我在县城纺织厂打工。刚进厂的时候，也算是跑出来了，脱了地里那身泥，背着老爹的希望，头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跳出农门”。每天跟着机器混饭吃，工资八十多块，说不上大钱，好歹能比在田里刨食强。

那天下班还没走呢，厂门口李姐清亮亮地喊了一嗓子：“今晚加班！”大家一听，脸都拉了下来。加班这事其实见怪不怪，工人们谁不盼好日子，谁不盼早点回家，但现实嘛，厂子要挣钱，你想分红就得出力。李姐是车间主管，三十左右，是城里大学生，上一回见她，就是冲着加班那事皱眉。坊间说她铁面无私，干活利落，但我总觉着她不只是那副冷面孔。

工友在下面嘟囔，说李姐又出了“鬼点子”，榨汁榨得精。老张还吐槽：读了书的人心思就是多。其实这些话，我也听在耳朵里，满肚子委屈没地方撒。也怪家里刚来了封信，说村里分责任田，让我考虑回去承包，我一时真有点心动：在厂里日子怪紧张，在家里虽然累，可心里是自在的。

那天加班，李姐是头一次满脸兴奋地开口：“厂里接了个急单，三天必须出货，做不出来就黄了。”她卷起袖子，和大家干到一块儿，不像往常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还好，这急单能多发半个月工资，一下刺激到大家，都盘算着怎么花那笔钱。我也算了算，够家里买不少药呢。那一晚上，工厂机器声震天响，空气里都是汗味和机油味。

其实大家不理解李姐，也没人真关心她心里装的是什么。小李悄悄说，李姐娘家是省城人，原来在国企上班，后来为父亲治病才回来。很多人只看到李姐严苛管人，忽视了她背后的不容易。我是进厂没两天，手脚笨得要命，是李姐三夜没走，手把手教我怎么操作，连她的手都打出茧子了。

时间到了夜里十一点，大伙还在拼命干活。突然李姐就倒地了，脸色刷地白了。我赶紧冲过去，抱起她往外奔。救护车太慢，厂门口正好有辆解放牌卡车，司机一脚油门把李姐送到县医院。医生说是劳累加贫血，得住院。厂长赶过来，才把事情交代了：李姐的父亲正是厂的老厂长，厂改制后下岗病了，她辞了省城的工作，回来硬抗下这个摊子，还说服外商投资，才救了几百号人的饭碗。

听到这，我心里像堵了块石头，原来那些加班，那些管教，都是为了让厂子活下去。医院楼道里，我一夜没睡，脑袋里全是李姐倒地那画面。也是那晚，我第一次把她当成一个普通人。

天亮后，我买了碗豆腐脑端病房，李姐已经准备回去厂里。她见到我带的早餐，眼睛都亮了。我劝她多休息，可她死活不肯：“厂里还等着出货，不能躺着。”她吃着豆腐脑，说起父亲，说起小日子的清香。我第一次觉得李姐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主管，而是身边和我们一样撑着日子的普通人。

厂里生产计划本子被交到我手里，密密麻麻的字，看着让人心里发紧。李姐还夸我是有管理天赋的小伙，说关键时候就得敢干。那话我一直记得很清楚。

三天的加班，李姐和我们一起吃盒饭，抢修机器，熬夜。她讲省城的见闻，也鼓励咱们厂熬过就能要好日子。她手腕上的老“上海”牌手表经常冒出来，大家都说是她父亲留下的宝贝。其实车间里谁有困难，李姐能帮就做主，老张媳妇生孩子，她掏钱帮忙；钟师傅母亲住院，她顶班；谁遇上难事，她都冲在前头。

最终订单提前完成，货物装车，厂房里一阵轻松气氛。厂里请客吃饭，难得大家都聚了一桌。酒后，老张问起李姐省城那边想挖她，她承认是有过三倍工资的条件，但她拒绝了，说不舍厂子，更舍不得大家。

饭后我鼓起勇气问李姐关于回乡承包地的事，她反问：“你真想回去吗？”我犹豫着说，种地虽苦总归是自己的地儿。李姐回了句：“无论做什么，活着不只是为自己。”她指着远处厂房，说这厂虽小却养活了无数家庭，让我懂得，心里如果还能装别人，那才是真本事。

第二天，厂长找我谈话，让我做组长，说是李姐推荐的。那一刻，我心里特别踏实。后来厂里越做越大，我也从组长干到副厂长。李姐升到集团总部，但每月还回来转一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样子。

这些年，我明白了一些道理。厂房里虽然没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但正是无数个李姐、无数个普通工人坚持撑着，才让咱们这样的小县城变成了省里的龙头。李姐那句“成功不是你站多高，是你经历风雨后还能抬头”的话，我一直记得。

说到底，人生最有意思的风景，大多数都藏在这鸡零狗碎的日子里。人还得多抬头看看，别光盯着脚下那点儿地。

至于那年的夜班，我只记得厂房里又热又吵，汗水有点咸，李姐笑起来却比豆腐脑还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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