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普通人提起杨振宁先生，都知道他是了不起的物理学家，是咱们华人的骄傲，拿了诺贝尔奖，站在科学金字塔的顶尖。

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这样一位全世界都敬仰的科学巨匠，在他心里，有没有一位让他毕恭毕敬、每次见面都得尊称一声“老伯”的长辈呢？

答案是肯定的。

这个人，就是顾毓琇先生。

他们俩这段相差了二十岁、跨越了近一个世纪的友情，背后不仅是两个家庭的深厚渊源，更是一部浓缩了的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家国史诗。

这事儿还得从2002年9月的一个越洋电话说起。

当时，顾毓琇先生在美国去世了，他的孙女顾宜凡女士怀着非常忐忑的心情，给杨振宁先生打了个电话，想请他来牵头，担任祖父海外治丧委员会的主任。

那时候的杨先生，日子过得其实挺不容易，他的夫人杜致礼女士正生着重病，家里的保姆又刚好辞职不干了，生活上可以说是一团糟。

按理说，这种时候接到这样的请求，就算婉言谢绝也是人之常情。

可电话那头的杨先生，连一秒钟的犹豫都没有，声音沉稳又亲切地回答：“我当然愿意。”就这简简单单的五个字，背后是沉甸甸的情义。

在电话里，杨先生不仅仔细问了顾老先生去世前的各种情况，还由衷地感慨了一句：“你祖父是海外老一辈中国科学家中成就最高的一位。”这句话可不是简单的客套，它直接点明了顾毓琇先生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也为我们揭开了这段深厚友情的序幕。

要说清这段缘分，咱们得把时间倒回到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的清华园。

那会儿，清华大学刚刚成立不久，汇聚了一大批从海外学成归来的顶尖人才，他们都怀着一腔热血，想用科学和知识来改变积贫积弱的中国。

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先生，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数学博士，回国后在1929年出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

而顾毓琇先生呢，更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不仅学贯中西，还是个文理兼通的通才，在工程、文学、音乐、戏剧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

他回到清华后，一手创办了电机系，后来还担任了工学院的第一任院长。

巧的是，学校安排住房，就把杨家和顾家安排在了清华西院，成了门对门的邻居。

更有意思的是，他们隔壁住的，是国学大师陈寅恪和著名诗人闻一多。

您可以想象一下，那是一个怎样的院子啊，简直就是中国当时最强大脑的聚集地。

大人们是学术上的同事和战友，孩子们，也就是童年时期的杨振宁和顾毓琇的儿子顾慰庆，就在这个充满书香气和理想主义氛围的院子里一起玩耍长大。

这种两代人的交情，就是咱们中国人常说的“世交”，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亲近。

好景不长，抗日战争爆发了，平静的校园被炮火打破。

为了给国家保留读书的种子，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被迫南迁，在昆明合并成了后来大名鼎鼎的西南联合大学。

杨武之教授跟着学校去了昆明，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继续教书育人。

而顾毓琇先生则承担了更重的担子，他作为南迁筹备委员会的委员，在长沙、昆明、重庆等地来回奔波，为学校的运转和师生的安顿呕心沥血。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这代知识分子就像在废墟上点亮灯火的人，用自己的肩膀扛起了中国教育和科学的未来。

正是在西南联大，1938年，年仅16岁的杨振宁考入大学，开启了他的学术生涯，并最终选择了物理学作为自己一生的方向。

战争结束后，历史的洪流又将这两家人推向了不同的方向。

1945年，杨振宁远赴美国深造，并在那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而顾毓琇先生也在1950年回到了他的母校麻省理工学院，后来又成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终身教授，在非线性控制理论等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两位清华西院的故人，就这样在大洋彼岸再次有了频繁的交集。

那时候，在美国的华人科学家非常少，能站上世界学术顶峰的更是凤毛麟角。

顾毓琇是德高望重的前辈，杨振宁是声名鹊起的后起之秀。

按理说，他们研究的领域一个偏工科，一个偏理论物理，隔行如隔山，但杨振宁对这位“老伯”的尊敬，却是发自内心的。

他每次发表了重要的物理学论文，都会认认真真地复印一份，寄给顾毓琇先生，并且在封面上恭恭敬敬地写上：“毓琇老伯指正。侄振宁谨呈。”大家想想看，一个未来要拿诺贝尔奖的顶尖物理学家，把自己的心血之作，交给一位电机工程领域的前辈请求“指正”，这得是多大的信任和尊重！

这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学术交流，是一种晚辈对长辈学识和人品的双重敬仰。

这份情谊最感人的一个细节，发生在1962年的日内瓦。

那年，杨振宁和顾毓琇都去那里开会。

经过周恩来总理的特批，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教授也得以从国内赶到日内瓦，与分别了十多年的儿子团聚。

顾毓琇见到老友杨武之，自然也是感慨万千。

他想起了自己，自1949年离开大陆后，就和自己的子女天各一方，音讯渺茫。

他心里盘算着，自己的大女儿顾慰文也到了该结婚的年纪了。

想到这里，这位父亲在日内瓦的商店里临时买了两块瑞士手表，郑重地托付给杨武之，请他务必带回国。

一块是给自己的四弟顾毓珍的，另一块，就是送给女儿的结婚礼物。

在那个冷战对峙、两岸隔绝的年代，这两块小小的手表，承载的是一个父亲穿越铁幕的思念和祝福。

据说，这两块表在过海关时还被扣下了，最后是中央特批，文件上写着：“顾毓琇托杨武之带回的手表，作为特案交税放行。”一个“特案”，足以说明国家对这些海外学者的重视，以及背后那份人情的温度。

时光飞逝，杨振宁早已功成名就，但他对顾毓琇的敬重从未改变。

2000年，国际上最权威的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为了表彰顾毓琇对整个二十世纪科技发展的巨大贡献，决定授予他一枚分量极重的千禧年金奖。

杨振宁知道后，马上就寄去了贺卡表示祝贺。

这种持续一生的关注，源于他对顾老先生学术成就的真正认可。

最后，我们来谈谈一个很多人都关心的问题：国籍。

顾毓琇先生一生都以自己是中国人为荣，他所有的荣誉都是以中国人的身份获得的。

他一直不肯加入美国国籍。

直到晚年退休后，因为思念子女心切，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有拿着美国护照才能方便地回到大陆探亲，他才万般无奈地做出了这个选择。

即便如此，他临终的遗愿依然是落叶归根，最终安葬在了故乡无锡。

他的心，始终是中国心。

而杨振宁先生，则是在1964年加入了美国籍。

这个决定在当时和后来都引起过一些议论。

但咱们得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在那个东西方严重对立的年代，一个顶尖科学家如果想在世界范围内自由地进行学术交流，一本美国护照能提供多大的便利。

这个选择，更多是出于对科学事业的现实考量。

然而，比加入什么国籍更重要的，是最终的归宿。

2003年之后，杨振宁先生做出了一个更重大的决定：放弃美国国籍，正式回归中国，并在他童年成长的地方——清华大学定居任教。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叶落归根”，他带回来的不只是诺贝尔奖得主的光环，更是他毕生的学识、智慧和人脉，是对祖国下一代人才培养最直接的奉献。

一个终身保留中国心，死后魂归故里；一个在功成名就后毅然回归，将余生献给祖国。

顾毓琇和杨振宁，这两位从清华西院走出的科学巨匠，他们的人生道路看似不同，但最终都以自己的方式，殊途同归，表达了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

他们的故事，就是那一代海外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漂泊、奋斗、坚守与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