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院的病榻上，周总理接待了前来访问的朝鲜主席金日成。此时，总理已完成了治疗程序，距离手术已有二十四日，然而身体尚未完全康复。尽管如此，他的面色略显憔悴，但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依然坚定地坚持着，亲自接见了前来我国访问的国家元首。
周总理于305医院接见了来访的罗马尼亚代表团。尽管他刚刚完成了一场手术，身体尚未完全康复，周围的人纷纷劝他安心休息。然而，周总理却毅然决然地坚持亲自会见外宾。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他的身体尚未完全恢复，坐姿已不再像往常那般挺拔，不得不微微弯曲身体，以便与外宾进行交谈。
张国昌，1936年诞生于抗州。1955年，他加入共青团杭州市委，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次年，他被调至北京中南海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工作。在此，他度过了长达27年的宝贵时光。起初，他在中央警卫局担任招待员和办事员，随后晋升为总特灶的伙食组组长，也就是管理员，主要负责中央首长的饮食安排、食品供应以及宴请接待等事务。之后，他又担任政治指导员和教导员，直至1983年正式转业。1996年，他光荣退休。
在1974年5月29日的这一天，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双手最后一次紧紧相握。
在305医院接受治疗期间，周总理对生死之理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曾言：“人当终身学习，终身革命，终身改造。”他还曾与邓颖超女士共同立下誓言，不保留骨灰。事实最终证明，周总理的这一举措在中央层面上尚属首例。他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生清廉，至死亦保持其高尚品质。
在周总理住院期间，我承蒙重任，负责接待各方来宾，包括外宾与中央领导，以及陪同候诊的医生。我在此期间见证了形形色色的人们对待总理的不同风貌。周总理即便身染重疾，依然心怀他人，关心国家大事，其胸怀天下的情怀令我深受感动。
手术前的谈话
1974年5月，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毛维忠通知我们服务科到三〇五医院去做周总理入院的准备工作。我奉命带着十余名干部、战士、职工进驻四区（三〇五医院主楼代号)，负责现场招待服务工作。6月1日，周总理住进三〇五医院，周总理在邓大姐等人陪同下乘电梯来到半地下室的简易餐厅，医生、警卫和其他工作人员正在吃饭，周总理向大家招了招手，并深情地说：“你们先用餐，待我讲几句话。此次因病住院，各位不辞辛劳地为我服务，我深表感激。我将接受治疗（手术），若手术顺利，恢复健康，定当与大家共享一顿美食；若不幸手术失败，此次便当作我们最后一次的相聚。”闻言，现场三十余人无不悲从中来，泪如泉涌，无人再有心用餐。在这悲喜交加的时刻，周总理身患重疾，却仍抽空下来探望并感谢我们，这份尊重他人之情令人感动。事后，我们服务科的几位同事召开了座谈会，主要讨论如何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我表示，我们要陪伴周总理直至康复，竭尽全力确保他的治疗和休养顺利……
那日夜晚，周总理即将接受手术，四区各部门的工作依旧按照既定计划井然有序地推进。到了晚上9点钟，邓小平、叶剑英、张春桥、王洪文、汪东兴等中央领导相继抵达医院，于会客厅中轮流值班守护。邓大姐与我们一起，将手术间门口走廊的地毯卷起，横放在墙边，我们便坐在上面静候。那时，除了中央首长外，无人开口，整个氛围显得格外庄重。直至深夜两点多钟，医生走出手术间，向常委们报告手术进展顺利，我们这才松了一口气。与此同时，远在异地的毛主席也时刻关心着周总理的健康，他特意派人打电话询问治疗情况，并指示：不要将这一消息告知总理本人（以减轻他的心理负担），也不要告知邓颖超。周总理的安危，牵动着全国六亿人民的心。从中央到地方，无不期盼着总理能够早日康复。
在医务人员的辛勤付出与周总理的紧密协作下，疗效显著提升。例如，总理能够观看不超过半小时的电影，话语也日渐增多，甚至有时能够离开医院，漫步于北海公园。我们陪同周总理一同前往，随身携带水壶与毛巾。周总理常在北海长廊驻足，远眺四周，低声怀念起他的老友——老舍先生。
曾有一位美国学者莅临我国，周总理便选择在北海公园的仿膳处接待，以西瓜及去皮的新鲜荔枝款待。消息一经传出，巴基斯坦方面迅速掀起了一阵热烈的讨论，众人皆以为周总理能在北海而非医院中会见外宾，此乃其康复之征兆，甚至有人拟好贺信，准备寄送给我们。当时，我们身处医院，听闻此讯，皆不禁相视而笑，周总理亦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会见外宾
在周总理住院期间，只要条件允许，他便会接见外宾，或是与友人促膝长谈。在这些外宾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主席，以及柬埔寨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波尔布特。
基辛格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是好朋友。在中美关系由冷变热的历史进程中，基辛格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他对周总理十分钦佩。值得一提的是，1974年11月，基辛格带着个性活泼的夫人还有孩子来到中国看望周总理。他们的关系超过一般的客人，特别亲近，像家人一样。他们的谈话时间比较长，谈话结束后，周总理与基辛格一家合影留念，照相时基辛格夫人紧紧挨着周总理。报纸发表后，周总理看到报上的照片笑了，说：“哎呀，挨得真是挺近的。”
1975年四月，金日成同志莅临我国，专程探望周总理。总理虽刚经历了一场手术，嘴角尚留有未愈的泡痕，言语间亦显吃力。即便身处如此虚弱之躯，周总理依旧坚持与老友金日成会见。原本，总理计划在医院中设宴款待金日成，安排一场温馨的小型聚餐，品尝家常菜肴，服务科亦已做好了相应准备。然而，总理手术刚愈，虽略有好转，却仍需勉力支撑，脚部肿胀得连皮鞋也难以穿上，只能改穿布鞋，行走亦感不便。加之会面期间议题繁多，耗时较长，最终，这场宴请不得不取消。金日成同志渴望与周总理多些相聚时光，但医生告知总理健康状况尚不稳定，金日成同志只得依依不舍地告别。此次手术后，周总理的病情略有加重。
在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人波尔布特执政时期，他推行了一项极端的左倾政策，忽视了民族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原则，严厉打压了党外的爱国势力，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对共产党领导构成威胁的恐怖现象。面对柬埔寨局势的紧张，毛主席指示周总理在医院中接见了波尔布特，并对他进行了诚恳的劝说。1975年6月，身患重病的周总理以极大的耐心和毅力，向波尔布特详细阐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强调全国各民族应实现大团结，积极构建统一战线，争取更多的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努力建设国家。他希望波尔布特能够回归正道。周总理的榜样力量跨越国界，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不愿添麻烦，守原则。
1975年7月，周总理的卫士长张树迎召集了我们服务科的一名领导、三〇五医院警卫处的康海群同志以及我，一同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鉴于他当前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建议适当精简身边的侍从人员。总理坚持，若不减少人员，他将难以安心。在此之前，周总理曾多次提及，认为身边不宜有过多的人，即使是医护人员，也应尽量减少，只需维持基本的医疗护理即可。然而，由于大家急于治愈总理的疾病，这一建议并未得到执行。后来，周总理再次明确指出，必须削减工作人员数量。在与一位医生的交谈中，我们得知总理此时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病情可能难以迅速康复，预计康复过程会相对漫长，因此他坚决提出了减员的要求。
在人员调整之后，我们向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做了汇报。他们对这一决定表示赞同，并且都很满意。有一次，邓颖超同志与我进行了个别谈话，询问我们降低标准后大家的反响。我回应说，大家都表示满意，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这是因为周总理始终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因此大家都能积极配合，没有任何不满。邓颖超同志告诉我，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都很满意，那么就告诉他们，周总理对大家的支持表示感谢，并希望大家能够相互协作，共同努力。周总理还提议与工作人员一起合影留念。他的考虑非常周到，特意邀请了当时正在医院接待外宾的李先念、乔冠华、唐闻生和王海容同志一同拍照，这样不仅让工作人员与周总理合影，也能与其他领导同框。大多数参与合影的工作人员都属于我们服务科。合影结束后，周总理对我们说，要维护好晚节，否则在照片上就要被标记为“×”。
周总理在手术后，由于身体不便，无法躺卧休息，只得端坐。中央某位同志得知后，便委托北郊木材厂打造了一款半躺式座椅。周总理多次表示愿自掏腰包支付费用，甚至亲自与那位同志商谈，希望他能说服木材厂接受这笔款项。然而，该同志未能成全，担心无法向工厂交代。于是，他提议一个折中的方案：由服务科购置此椅，并将其作为公物。周总理平日所用的珍贵营养药品，亦是自费购买。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周总理的账户中已无分文余款。
在周总理住院的日子里，邓大姐每日午后便会如约来到医院探望，与总理在走廊中漫步交谈，偶尔也会与医护人员闲聊，直至夜幕降临，方才返回家中。每当总理步履尚健，他会从西卧室踱步至东边的大厅来迎接邓大姐，而她离去时，总理又会亲自相送。这些细节无不展现了二人之间深沉的情谊，令人动容。若总理病情加重，需进行手术，邓大姐便会选择留在医院陪伴。记得有一次，手术前总理躺在输液车上，被从病房推至手术室门口，此时他突然叫停推车，与邓小平等人交谈，交代事宜。交谈时间略显过长，大约一刻钟后，邓大姐显得有些焦急，便上前提醒总理手术即将开始，不宜再谈。总理却回应称，此时正与常委们商议，请她暂时离开。经过一番谈话后，邓小平表示已明了总理的意思，便催促他快去手术。随后，政治局委员们返回值班室，我们在走廊中耐心等候。这一切都彰显了总理严谨的原则性。
关心医护人员
周总理对大家的细心周到体现在方方面面。有时邓大姐陪周总理在走廊散步，周总理问邓大姐，医生吃得怎么样，工作人员吃得怎么样。邓大姐说：医生比工作人员伙食标准高一点。但是他们每天需另拿五毛钱，自己都得交粮票，都是小盘菜一荤一素。周总理常常想着工作人员，对邓大姐说：“夏日炎炎，他们辛苦的程度可想而知。”当时，招待费用有限，人员众多，邓大姐看到这一状况，便将我召唤至旁，说道：“天气炎热，你去买些西瓜，费用从我这里出，拿着发票来找我报销，我的工资足以支付。”夏日里，有好几次西瓜的费用都是由邓大姐承担。邓大姐不仅时刻心系周总理，也体恤工作人员的辛劳，同时严格遵守国家规定，严格按照制度行事。
周总理身体好些时，希望医生、工作人员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和他一起看电影，凡是中央领导们看的电影让工作人员也看，包括有几部在社会上不公开放映的影片。为了分散一下周总理的注意力，在他身体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我们服务科放映组专门挑比较轻松的影片，比如《闪闪的红星》。看过后，周总理同医生说：“回顾那时艰苦的环境，我们都能一一克服，有多少英勇的同志为此献出了生命，有多少英雄的踪迹已不可寻。如今，我已步入暮年，但心中明白，人应当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改造到老。因此，在座的各位健康之人，更应不断学习，不断自我革新。”
周总理不仅在生活中体贴关怀众人，在思想教育上也同样如此。他并不避讳向我们推荐一些内部影片，其中，《人与自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部德国影片揭示了动物的进化历程以及人类的演变过程。当时，这部影片属于绝密级别，我们从未接触过此类题材。周总理曾言：“在座的各位都已成年，对于这些知识，思想上不要过于陈旧、封建、保守。这是自然规律，你们需要去了解它，正确对待它。人的健康主要包括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两个方面。”姚文元等同志也观看了这部电影，观影后纷纷表示：“是谁让我们看这部电影的？我们能否观看？我不能看，你们也不行。”
1976年1月7日的夜晚，周总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微微睁开双眼，认出了面前站立的吴阶平、方圻等医护人员，声音虽微弱却坚定地说：“我的事情已经无需多虑，你们还是去照顾那些同样病重的同志吧，他们那里更需要你们的帮助……”这正是周总理的写照，即便在病榻之上，他依旧心系他人，不忘关怀。
战友念周总理
邓小平每次莅临医院值班，总是一丝不苟地提前抵达，有时甚至比预定时间提前达一两个小时。抵达后，他便向周总理汇报工作，并聆听周总理的指导。周总理不止一次地评价道：“这段时间（你主持中央工作）的表现相当出色，甚至比我还要出色。”邓小平对周总理无所不言，无论是工作的顺利与否，我们偶尔也能听到一二句。周总理与邓小平的每次交谈都进行得非常顺畅。邓小平始终以身作则，从不给医院的工作人员带来任何不便，他带头不在医院用餐，以确保周总理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只要周总理精神矍铄，没有其他安排，邓小平便会前来看望，每次交谈之后，周总理的精神状态都会明显好转。
在周总理入院前夕，我们着手筹备相关事宜时，叶剑英元帅亲自莅临医院视察，并对厨房进行了细致考察。由于厨房光线昏暗，设施简陋，冰柜空间狭窄，叶帅亲自下到冰柜中查看，确认是否有肉类、禽类和蔬菜。当他发现水池中缺少鱼类时，显得有些焦急，询问为何没有鱼。我解释说还未购买，担心过早购买会变质。随后，叶帅立刻指示随行警卫员驾车将家中各式大小鱼种全部运来。确认无误后，他才松了一口气，并叮嘱我要确保医生和工作人员的饮食，牢记在心。他强调这项工作至关重要，总理的健康关系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关切，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密切配合，确保任务圆满完成。
叶帅几乎日日拨通电话，关切地询问周总理的病情、日常生活及饮食状况。周总理的手术多在夜晚进行，有时甚至持续至凌晨一两点，叶帅始终守候在旁。他总是静静地坐在扶手椅中，一动不动，不言不语，只默默等待着手术后医生前来向他汇报。偶尔，他会在椅子上打个小盹，我们便为他递上热毛巾擦拭面颊，并为他调整靠背，让他稍作休息。当我们提议他回到房间休息，他却坚持留在此处，耐心等候。
每当李先念莅临，只要周总理的身体和精神稍有好转，他便乐于与总理畅谈，时而闲话家常，以舒缓总理的忧虑，宛若亲人相守。一旦察觉总理的身体状况有所不佳，他便会显得格外焦急，频繁向医生询问病情，探讨接下来的治疗方案和安排。他们之间的情感深厚且亲切，这一点我们工作人员都看在眼里。
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的态度与叶帅等人迥异。姚文元鲜少光顾医院，相较之下，江青、张春桥、王洪文来访的频率较高。在手术值班期间，他们或闭目小憩，或享用糖果点心。江青每次来访，便要求我们为其预备一间客房，声称欲与周总理见面后稍作休憩，并需进行洗漱，对医生和工作人员则鲜少交流。张春桥仅在必要时才会向周总理汇报一二，平日里几乎不发表言论，静坐等待周总理发言。他们三人每次前来，皆面容严肃，态度冷淡。反观王洪文，一至医院便询问他人来访的消息，诸如小平是否已经到来，何时抵达。
周总理的遗愿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与世长辞之际，我作为工作人员，有幸成为第一个接到通知的人。那时，病房的值班人员急促地拨通了电话，告知我们总理病情危急，要求我们立即做好应急准备，因为其他首长很快也将抵达。我迅速召集警卫人员，不久后，中央领导们陆续到来。邓小平同志最先抵达，叶剑英元帅等紧随其后，随后江青等亦至。当时，政治局委员中唯独缺少海军司令苏振华。周总理虽已停止呼吸，抢救工作仍在进行。政治局委员们在外屋耐心等待苏振华的到来，大约过了十几分钟，苏振华终于赶到。邓小平同志指示他进入病房探望总理，苏振华一见到总理，便悲痛欲绝，泣不成声，言语哽咽，几乎无法站立，紧紧靠在总理的床边，久久不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外屋的工作人员进来说，宝昌同志，请您赶紧扶他出去，政治局委员们都在等待开会。我对苏振华说，首长，您还是出去吧，邓小平同志和其他人都已经在外面等候您了。会议决定停止抢救，并成立治丧委员会，同时确定了追悼会的具体日程。散会后，邓小平等人再次进入病房看望总理，邓小平的声音颤抖不已，叶剑英元帅眼含泪水，紧紧握住邓大姐的手久久不愿松开。李先念、陈永贵、苏振华等人步履蹒跚，众多人的眼睛都因悲痛而红肿。而江青等人则迅速转身离去。大约中午12点，周总理的遗体被抬上车辆，准备送往北京医院。邓大姐轻轻掀开覆盖在总理身上的白布，含泪再看一眼恩来，然后在总理的头顶轻吻一下，以此作为永别的仪式。
1976年1月15日，在开追悼会前一小时，邓大姐在人民大会堂传达周总理遗嘱，她说：周总理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作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改造到老。他同帝国主义斗、同国内阶级敌人斗，同疾病斗。坚贞不屈，直至临终。早在十年前，总理和我就谈到关于后事的处理问题。总理和我互相保证，死后不保留骨灰。从土葬到火葬是一次变革，但从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更是一次变革，移风易俗，是一场革命，要改变人们的习惯是不容易的。当时，我们虽然商量好了，但总理是心中有数的人，他说：你（指邓颖超）若死在我前头，比较好办。如果我死你前头，就难说了。现在党中央、毛主席同意总理的生前要求，不保留骨灰，实现了总理的遗愿，对于我是极大的安慰……总理告诉我，死后不提任何要求。听从中央安排，服从中央指挥。在治疗问题上，你也好，其他亲戚也好，没有权利提意见。死后的葬礼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的任何人。”邓大姐接着说：“新中国成立后，淮南的同志修缮了总理的住所。总理得知后，显得不悦。他提出，房子应供大家居住或公用，不宜设立纪念馆。同时，修缮房子的费用，应由他本人承担。至于处理祖坟的事宜，我曾多次提及，要求当地同志将祖坟深埋，并将土地归还给生产队。为此，我还特意叫侄子回去处理此事，后来一切都按照总理的意愿办理，他才感到满意。”此外，邓颖超同志还根据总理生前的遗言，对他的后代提出了一些要求。其核心精神是不搞特殊化。作为总理的亲戚、后代，在总理逝世之际，向组织提出个人要求，以达到个人利益，这是不被允许的，也违背了总理的意愿。
追悼会结束后，邓大姐重返三〇五医院，她语气坚定地强调：“中央领导与主席都高度重视总理的病情；医护人员已竭尽全力；总理的遗愿得以实现，不留骨灰，这让我深感欣慰；亲属们不应有任何猜疑或责怪中央及医护人员；期盼中西医携手合作，在攻克癌症的道路上取得突破，并坚信我们终将战胜这一顽疾。”邓大姐接着说：“追悼会已经举行，总理的后事也大致安排妥当，只待撒骨灰。因此，今天我再次与大家见面，和大家合影留念，并向你们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同时，我将总理最钟爱的一张标准照每人赠送一张，并准备了相框，当你们思念总理时，可以悬挂起来，细细端详。”
周总理在人际交往中，无论是待人接物还是处世之道，都体现出周全、细致入微的考量。他的思想和作风至今仍对后世领导人产生深远影响，成为他们学习的楷模。这份由老一辈革命家传承下来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可多得的财富。
1975年，周恩来总理（前排居中偏右）、李先念同志（前排居中偏右七）等尊敬的领导与服务科的工作人员们一同合影留念。后排左侧第五位是张宝昌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