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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0月24日,纽约证券交易所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
股票价格如瀑布般狂泻,单日成交量达到创纪录的1289万股,下跌速度竟然超过了行情显示器的更新能力。
这个被后世称为"黑色星期四"的日子,成为美国经济史上最黑暗的转折点。
紧接着10月29日的"黑色星期二"更是雪上加霜,单日成交量激增至1638万股,道琼斯指数暴跌22%,300亿美元财富瞬间蒸发,相当于美国一战全部开支。
股市崩盘引发的连锁反应迅速席卷全美。
从1929年至1933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381点的高峰一路暴跌至1932年年中的40点附近,跌幅超过90%。
到1933年初,全国已有10500家银行破产,占当时所有银行的49%。109371家工商企业倒闭,失业人数超过1700万,占全部劳动力的四分之一。
国民生产总值下降37%,工业产值缩水55.6%,钢铁、汽车等核心产业跌幅超过90%。
1932年美国的失业率达到25%,那些没有失去工作的人也被迫降薪,超过半数的人只能拿到原来工资的59%。
1929年美国居民的消费总量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70%,而股市崩盘让人们的财富大幅缩水,消费急剧萎缩,生产过剩问题愈发严重。
股市崩盘后的几个月内,新车购买量比9月减少了近四分之一,1930年耐用品消费额下降了20%。
就在这个国家最绝望的时刻,1933年3月4日,富兰克林·罗斯福宣誓就任美国第32任总统。
这个坐着轮椅的男人在就职演说中说道:"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此后,这位总统将通过一系列史无前例的改革措施,彻底改变美国的经济格局和财富分配结构,华尔街的金融巨头们即将迎来他们从未经历过的严峻挑战。
【一】银行业的全面重塑与权力重新分配
罗斯福上任后面临的首要危机是银行体系的全面崩溃。
1933年3月3日,罗斯福援引几乎已被人遗忘的《对敌通商法》,宣布全国银行一律休假三天。
这是他重建金融和经济结构的第一步,意味着政府越过美联储,从幕后走向台前。
次日3月8日,联邦储备委员会发布公告,要求凡2月1日以后向各银行提取过黄金的人,必须在下星期一之前退回储存,否则银行将公布他们的姓名。
3月9日,国会通过《紧急银行法》,这项法案在提出的当天就获得通过并签署生效,速度之快前所未有。
该法案授予罗斯福管制信贷、通货、黄金、白银和外汇交易的紧急权力。
根据法案规定,政府对银行实行个别审查颁发许可证制度,只有具备偿付能力的银行才被允许复业。
罗斯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金融控制权,这标志着联邦政府从幕后走向台前,直接介入金融体系的运作。
银行整顿的效果立竿见影。在联邦储备系统中,四分之三的银行在接下来的三天内重新开张。
数十亿美元的现金与黄金在一个月内回流到各家银行,进而稳定了金融系统。
但重整的代价是巨大的:在1933年结束之前,4004座小型地区银行永久关闭并被并入较大的银行。
这些银行的总存款量为36亿美元,存户损失了5亿4千万美元,也就是说存户取回了85%的存款。
银行倒闭数量的下降显示了改革的成效。
银行倒闭数从1933年的4004家骤降至1934年的61家,降幅超过98%。这种稳定性的改善为后续的金融改革奠定了基础。
1933年6月16日,罗斯福签署了更具深远影响的《1933年银行法》,又称《格拉斯-斯蒂格尔法》。
这项法案包含三大核心内容:第一是Q条款,禁止所有银行对活期存款付息,存款利率由联邦储备委员会统一规定;
第二是严格分离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经营业务,美联储系统的会员银行既不能承销企业证券,也不能在二级市场上充当证券交易商,但允许商业银行承销和交易政府债券以及海外公司债券;
第三是建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完整的存款保险系统,个人存款最初为2500美元以下全额保险,后来逐步增加到5000美元。
这项法案对华尔街权力结构造成了根本性冲击。
摩根银行这个美国最具影响力的金融机构被迫分家,分别成立了摩根大通和摩根斯坦利,分别经营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
在大萧条期间,约有1.1万家美国银行出现经营问题,占当时所有银行的三分之一。
分业经营制度的建立有效遏制了银行用公众存款进行股票投机的行为。
3月29日,罗斯福还要求联邦监督州际贸易投资证券的买卖。《1933年证券法》的施行是为了避免再次发生华尔街崩盘。
该法案要求公开交易证券的公司必须定期公布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公司管理人员的姓名与薪资等信息,这些报告必须由独立的审计人员认证。
1934年成立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开始管理股票市场,严厉打击与证券买卖及企业报告相关的犯罪行为。
【二】货币政策的激进转向与财富重新洗牌
在金融体系改革的同时,罗斯福在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更加激进的措施。
1933年4月5日,罗斯福发布6102号行政令,这道命令禁止公众"囤积金币、金条和黄金证券"。
根据这道行政令,所有人必须在1933年5月1日之前将黄金以每盎司20.67美元的价格兑换给美国政府,违者将面临1万美元以内的罚款或十年以内的监禁。
仅有少数例外情况,如牙医和珠宝商持有的少量黄金。
4月20日,罗斯福发布6111号行政令,禁止私人出口黄金。
8月29日的6261号行政令更是强制美国金矿主以规定价格将黄金产品出售给美国财政部。
1934年1月,美元对黄金正式贬值40.94%,这一系列措施实际上彻底废除了金本位制。
这种货币政策转变带来了深远的财富重新分配效应。
通过强制收购黄金并使美元贬值,政府实际上稀释了以美元计价的债务负担,那些持有大量债券和现金的富人财富大幅缩水,而负债的农民和企业则获得了实质性的债务减免。
许多美国人清楚地认识到,政府强制收购黄金是对公民财产权的侵犯,但在经济紧急状态下,宪法对政府权力的常规约束失去了效力。
罗斯福在1933年10月还采纳了康奈尔大学教授乔治·F·沃伦的建议,认为提高黄金价值是恢复较高价格水平的决定性因素。
通过提高黄金价格,政府希望推动整体物价水平的上升,打破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
通过废除金本位制、集中黄金储备和颁布各项银行法案,联邦政府彻底掌握了货币发行、汇率调控和金融监管的权力,终结了以摩根财团为代表的国际银行家对货币政策的长期控制。
在货币改革之前,货币政策的制定权分散于私人银行和美联储地方分行,现在这些权力全部集中到了联邦政府手中。
美元贬值不仅刺激了出口,更重要的是通过货币扩张推高了物价,有效打破了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
1933年4月至1937年10月,按季度调整之后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均增长3.2%,这在当时的通缩环境下是一个显著的转变。
通过美元贬值,美国商品的对外竞争能力得到加强,这为后续的经济复苏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工业与农业的国家主导式全面改造
1933年5月,国会通过《农业调整法》,成立农业调整署统一调控市场。
这项法案规定,7种基本商品(小麦、棉花、玉米、猪肉、稻米、烟草、奶制品)的生产者必须对产量进行限制,政府建立农业调整署来分配农民的种植面积。
国家向减耕减产的农民提供补贴,以提高农产品价格。为了迅速提高农产品价格,政府采取了极端的生产控制措施。
40000平方公里生长中的棉花被犁除,茂盛的玉米没有采收而任其腐烂,600万只小猪被宰杀。
由此造成的农民损失,政府发放补贴进行补偿。
这些措施在当时引起了争议,因为在饥饿的人群面前销毁食物显得不合情理,但政府认为这是恢复农产品价格的必要手段。
政策实施的效果是显著的。
农产品价格确实出现上涨,新政实施后的三年内,农场的总收入增长了一半。
农民的现金收入从1932年的40亿美元增至1935年的70亿美元,增长75%。但农业调整署的政策更倾向于照顾大农场而忽视小农场,很多土地被闲置后,原来被雇来干活的佃户和工人却遭到驱逐。
1936年,《农业调整法》因被最高法院裁定违宪而被废除,但经过调整后,大部分核心政策还是被保留了下来。
6月,国会通过《国家工业复兴法》,该法以恢复工业生产为目标,将生产的各个环节置于国家监督之下。
这项法案建立了全国复兴管理局,通过制定行业标准、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规定来减少盲目竞争,调节企业关系和劳资关系。
法案建立了一套详尽的行业管理规则,从生产配额到价格协议,政府都要进行审核和监督。
全国复兴管理局制定了多达546个行业的公平竞争规则,覆盖了从理发店到钢铁厂的各个行业。
这些规则不仅规定了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还详细规定了产品的质量标准、销售价格范围和市场份额分配。
企业必须遵守"蓝鹰"标识制度,只有符合规定的企业才能获得蓝鹰标识,消费者被鼓励只购买有蓝鹰标识的商品。
劳工权利保护成为改革的重要内容。
1938年6月25日国会通过的《公平劳动标准法令》规定,每小时25美分的最低工资标准,并计划在七年内逐步提高到每小时40美分。
法令还规定每周最多工时为44小时,计划在三年内减少到40小时,同时严格禁止童工产品的州际运输。
这些措施对企业产生了显著的成本压力。
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限制直接增加了劳工成本,而行业监管则限制了企业的定价自主权和生产规模决策权。
工商业界倒闭厂家数目从1932年的高峰降至1936年的三分之一,这既反映了经济的好转,也说明了行业整合的加速。
罗斯福还要求资本家们遵守"公平竞争"的规则,订出各企业生产的规模、价格、销售范围,给工人们订出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规定,从而限制了垄断,减少与缓和了紧张的劳资矛盾。
联邦储备委员会发表的工业生产调整指数从1932年的58上升到1936年的121,制造业增长了64%,实际GDP增加了43%。
【四】以工代赈背后的大规模财政转移
1933年5月,国会通过《联邦紧急救济法》,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
联邦紧急救援署向各州与城市提供了5亿美元用于救济。
第二年,政府将单纯救济改为"以工代赈",给失业者提供从事公共事业的机会,这一转变维护了失业者的自力更生精神和自尊心。
民间资源保护队计划成为新政最具标志性的项目之一。
该计划专门吸纳年龄在18岁到25岁的失业青年,从事植树护林、防治水患、水土保持、道路建筑、开辟森林防火线和设置森林望塔等工程建设。
第一批招募了25万人,在遍及各州的1500个营地劳动。
参与者每月除食宿外可获得30美元工资,其中25美元必须寄给家庭,这一规定确保了救济资金能够惠及更多家庭成员。
民间资源保护队的规模不断扩大,影响深远。
到1942年项目结束时,先后有275万青年参与了这个项目。仅在最初的18个月中,国家森林面积就增加了500万英亩,国家公园增加了67000英亩。
250万青年穿上绿色制服,种下了2亿棵树木,建起了从得克萨斯州到加拿大边境的防护林带。
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解决了当时的就业问题,也为美国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
1933年底,以工代赈计划进一步扩大,主要由民用工程局和公共工程局来完成。
民用工程局投资近10亿美元,在全国范围内兴建了18万个小型工程项目,包括校舍、桥梁、下水道系统及邮局和行政机关等公共建筑物。
先后吸引了420万人工作,为广大非熟练失业工人找到了用武之地,还给3000名失业艺术家提供了形形色色的工作。
公共工程局获得了政府拨款33亿多美元,针对美国的基础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它帮助建造了全国新校舍的近70%、医院和公共卫生设施的35%、市政厅和污水处理工厂的65%。
这些数字显示了政府投资在美国基础设施建设中所占的巨大比重。
民用工程局在1933-1934年为400万人提供临时工作,建设了50万英里道路、4万所新学校、1000个机场,并雇佣了5万名教师。
这些项目让联邦政府正式进入了航空领域,也让联邦政府进入了地方教育领域,扩大了联邦政府的职能范围。
工程振兴署、全国青年总署等机构也大量从事公共建设,建造医院、法院、学校、桥梁、水库、图书馆、港口、低收入住房等基础设施。
田纳西河谷管理局作为大型公共设施建设项目,通过政府直接进入能源市场,迫使能源公司进行资本投入和设备更新。
这些表面上的"以工代赈"政策实际上构成了大规模的财政转移机制。
罗斯福执政初期,全国1700多万失业人员及其亲属维持生计完全依靠州政府、市政府及私人慈善事业,但这些财源相对于庞大的失业大军无异于杯水车薪。
现在联邦政府通过大规模公共工程投资,不仅解决了就业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些资金主要来源于重新设计的税收体系。
这些看似温和的改革措施实际上只是罗斯福财富再分配计划的开端。真正震撼华尔街金融巨头的政策正在酝酿之中......
1935年6月19日,当罗斯福向国会正式提出《财富税法案》时,美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开始发生根本性转变。
与此同时,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参议员休伊朗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声势浩大的"分享财富"运动。
到1935年夏天,休伊朗组建的"财富均分"俱乐部已拥有超过27000个分会和750万名会员,其影响力已对罗斯福构成直接威胁。
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华尔街的资本家们发现他们即将面临的不仅是经济政策的调整,而是整个美国财税体系的根本性重构。
当国家机器的全部力量开始转向财富重新分配时,一场涉及美国税制根本性重构的财富大洗牌即将全面展开......
【五】税收制度的根本性重构与累进税制的确立
1935年6月19日,罗斯福向国会正式提出《财富税法案》,这标志着美国税制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这项法案要求对年收入5万美元以上的人增税1%,年收入6万美元以上的人增税6%,年收入350万以上的人增税7%。
法案还根据公司规模分等征收公司所得税,并设立股息税以防范逃税。
新征收的税款将用于偿还国债,同时为不断扩大的社会保障计划提供资金来源。
这只是税制重构的开始。从1932年起,美国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结构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
在1913年个人所得税开征时,普通税率仅为1%,年收入3000美元以下(相当于现在的8万美元)的人不需要交税,当时几乎99%的人都免缴所得税。
但从1932年开始,税率水平逐年大幅提高。到1944年时,美国个人所得税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最高边际税率高达94%,这意味着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超级富豪,每赚100美元就要上交94美元给政府。
中等收入者的税负也大幅增加:年收入2000美元以下的税率是23%,而在1929年这个收入水平基本不需要交税。
即使是收入在4000美元以下的普通民众,税率也达到了4%。
为确保税收征管的有效性,1935年的税收法案彻底堵死了企业和富人的各种逃税避税渠道。
此前富人可以通过设立个人控股公司、非营利公司、购买免税的州和地区债券、免税礼物、人寿保险收益等方式规避税收。
新税法大大限制了这些避税手段,建立了更加严格的税务监管体系,使高收入者难以逃避税收义务。
税制重构的社会影响极其深远。
在大萧条之前,个人所得税在美国财政收入中占比微乎其微,1920年仅有13%的劳工支付所得税。
罗斯福新政后,个人所得税一跃成为美国的第一大税种,承担联邦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到2011财政年度,个人所得税占联邦财政收入的比重高达47.4%,远超公司所得税7.9%的比重。
税制改革还建立了更加公平的财富分配机制。
由于个人所得税实行6级超额累进税率,个人应税收入越高,征税比例就越大。
通过税收调节,美国高收入与低收入者的差距得到缩小。2006年的统计显示,收入最高20%人群个人总收入比重由税前的59.3%下降为税后的57.2%。
1933年通过的经济法案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该法案通过缩减退伍军人给付以及联邦政府的薪水,实际上减少了联邦政府5亿美元的支出。
罗斯福还通过行政命令削减政府开支,包括1.25亿美元的军事预算削减,以及从邮局、政府薪资各削减7500万美元。
这些措施表明罗斯福的财政政策不是简单的扩张,而是有针对性的重新分配。
【六】休伊朗的政治挑战与激进思潮的兴起
正当罗斯福推行税收改革时,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参议员休伊朗成为不可忽视的政治威胁。
这位被称为"王鱼"的政治家提出了比罗斯福更加激进的"分享财富"计划,主张将个人财富上限设定为5000万美元(相当于2025年的9.5亿美元),年收入上限设定为100万美元,超出部分全部收归国有后重新分配给普通民众。
1933年,休伊朗曾向国会提出一系列法案,要求没收所有超过1亿美元的财富和所有超过100万美元的年收入。
虽然这些法案都遭到否决,但休伊朗并没有放弃。
他建立了全国性的"分享财富协会",口号是"人人皆国王",通过基层组织迅速扩大影响力。
休伊朗的政治纲领具有明确的财富再分配导向。
他提出每个美国家庭至少应拥有价值不少于平均家庭财富三分之一的房产,按当时美国平均家庭财富约16000美元计算,即每个家庭应有价值约5000美元的房产。
他还主张提供免费教育、老年养老金、工人权利保障和30小时工作周。
休伊朗影响力的增长速度令华盛顿震惊。
到1934年底,"分享财富"运动已拥有300万名成员。
到1935年夏天,全国有超过27000个"分享财富"俱乐部,成员超过750万人。
这些忠实追随者每周聚会讨论休伊朗的理念并传播他的信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草根政治网络。
休伊朗的参议院办公室平均每周收到6万封来信,支持者遍布全国各地。
这种民众响应的规模表明了当时美国社会对财富不平等问题的关注程度。
休伊朗绕过负面媒体报道,通过发行自己的报纸《美国进步报》直接与民众沟通,还通过全国性广播演讲向估计2500万听众发表演说,其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地方性政治人物的范畴。
在匹兹堡对1万5千人演讲后,当地官员估计如果休伊朗竞选总统,他在该地区能轻松赢得25万张选票。
到1935年,休伊朗成为美国第三大最受媒体关注的人物,仅次于罗斯福总统和著名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
这种关注度反映了他在全国政治中的重要地位。
罗斯福连任团队进行的第一次全国性政治民调显示,休伊朗正在分流罗斯福的重要民主党支持者。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詹姆斯·法利估计,休伊朗在1936年大选中可能获得600万张普选票,这足以改变选举结果。
面对这种威胁,据助手们透露,罗斯福希望通过接受休伊朗的部分主张来化解政治挑战。
【七】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与财富再分配机制的制度化
面对休伊朗的政治挑战,罗斯福加快了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步伐。
1935年8月14日,《社会保险法》正式生效,标志着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在美国诞生。
这项法律向65岁以上的人提供退休金,向老年穷人提供财政资助,并提供失业和残废保险以及遗属抚恤金。
保险金的来源设计体现了巧妙的财富转移机制:一半由在职工人和企业主各支付相当于工人工资1%的保险费,另一半由联邦政府提供。
表面上这是劳资双方共同承担,实际上企业主支付的部分最终会转嫁到商品价格上由消费者承担,而联邦政府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对富人征收的高额税收。
这样的制度设计构成了一个大规模的财富转移机制:富人通过高额税收为整个社会的社会保障买单,普通民众通过这个制度获得基本生活保障。
在此之前,美国没有社会保障税这个概念,而在罗斯福新政后,社会保障税成为美国第二大税种。
有了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这两大税收来源,美国政府获得了充足的财政资金进行投资与社会保障建设。
社会保险法的实施是罗斯福"第二次新政"的核心内容。
1935年1月,国会还通过成立公共工程建设局,按罗斯福的指示,该局将数百万美元用于各类建设项目,包括军事开支如建造航空母舰。
这个时期还包括《国家劳资关系法案》的通过,该法案确保了组织工会的权利,建立了最低工资制度和最高工时制度。
公共事业振兴署的设立使联邦政府成为最大的单一雇主,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该署大量从事公共建设,建造医院、法院、学校、桥梁、水库、图书馆、港口、低收入住房等基础设施,这些项目不仅创造了就业机会,也为美国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
1937年,《住房法》的通过标志着联邦政府开始支持30年期、低首付的住房贷款,这一政策对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通过这种方式,政府实际上通过金融政策支持普通民众的住房需求,这也是财富再分配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八】1937年经济衰退、政策调整与财富格局的最终确立
1937年,就在罗斯福政府认为经济全面复苏即将到来时,美国经济再次陷入衰退。
1933-1937年间的经济数据显示了前期政策的成效:制造业增长了64%,实际GDP增加了43%,工业生产基本恢复到1929年水平,失业率从1933年的24.9%峰值降至1937年的14.3%。
从1922年到1937年,美国经济呈现出明显的复苏态势。
但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稳固。
私人消费依然低迷,1937年私人消费仅为668亿美元,远低于1929年的774亿美元和1930年的701亿美元。
更重要的是,1937年罗斯福政府通过了一项加税法案,试图恢复财政盈余,这直接导致了经济再次衰退。
到1938年,失业率重新上升至19%,这次衰退的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了之前的经济危机。
1937年最后一个季度的钢铁产量比年中时减少了25%,全美股票价值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企业利润下降了40%-50%。
失业人口达到1000万,相当于全美劳动力人口的20%。
这次危机暴露了财政政策在新政期间的摇摆不定特征,1933-1939年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时高时低,缺乏持续性的扩张政策。
另一个导致1937年衰退的政策失误是美联储提高了银行存款准备金要求,从原来的标准大幅提高,引发了人们对货币政策收紧的恐慌。
这说明即使在实施新政的过程中,政策制定者对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协调仍缺乏成熟的经验。
相对于经济规模,联邦政府的财政支出和赤字仍然有限,财政政策没有大到产生显著的乘数效应。
传统观点认为新政的大规模财政政策起了重要作用,但现代研究发现,联邦支出不足以弥补其他支出的下降,当时的财政政策只在复苏中起到较小的作用。
然而,1937年的短暂衰退并未改变总体的财富重新分配趋势。
通过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这两大税收支柱,美国政府获得了充足的财政资金进行投资与社会保障建设。
即使在后来经历二战的巨大开支,美国政府债务水平也保持在相对可控的范围内。
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的消息传到纽约时,纽交所出现明显上涨反应,这标志着外部因素开始对美国经济产生积极影响。
1941年美元价值突破了1929年的水平,美国经济真正走出了大萧条的阴影。
凯恩斯在1940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欧洲战争对美国经济恢复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战争准备成为对经济的刺激,这种刺激的效果超过了新政本身。
最高法院在新政期间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5年春天被"新政"派称为"黑暗的星期一",5月27日《全国工业复兴法》被判违宪,总统和国会受到了严厉警告。
1936年1月6日,最高法院又取消了《农业调整法》,认为向农产品加工公司征税违反宪法。
据统计,最高法院自创立以来140年中废止的法令仅60种,但在不到一年时间里竟把罗斯福的新法取消了12种之多。
到1940年,即使是最顽固的华尔街保守派也不得不承认罗斯福政策的基本成效。
虽然他们的个人财富大幅减少,利润空间被严重压缩,但整个社会的购买力得到提升,经济秩序重新建立,市场规模也在扩大。
从最初的愤怒反抗,到后来的无奈妥协,最后变成默许和配合,华尔街的金融巨头们经历了一个痛苦但不可逆转的适应过程。
1935年9月8日休伊朗在路易斯安那州议会大厦遇刺身亡这一突发事件,消除了对罗斯福连任的最大政治威胁,也让罗斯福能够更加从容地推进改革议程。
到罗斯福新政结束时,美国的财税体系已发生根本性变化,从一个以关税和消费税为主的财政体系,转变为以直接税为主的现代财政体系。
这种转变不仅为政府提供了稳定的财政收入,也建立了有效的财富再分配机制,华尔街的金融巨头们最终接受了这个新的经济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