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初冬，延河水面还结着薄冰。午夜时分，警卫员推门进来禀报：“主席，该休息了。”窑洞里的煤油灯昏黄闪烁，毛泽东正伏案批阅文件。案头角落，摞得最高的不是公文，而是一摞还没翻完的新书。毛泽东抬头笑道：“再等会儿，今天这几页得看完。”几天后，刘少奇在窑洞里拜见毛泽东，二人谈起读书心得，毛泽东随口一句：“三天不学习，怕就赶不上你刘少奇喽！”刘少奇听罢放下茶盏，轻声回敬：“一天不用功，赶不上毛泽东。”短短十一字，满是谦逊，更显出两位领袖相知相惜的学人气息。
刘少奇到底读了多少书？延安的老乡常打趣：谁进过他的土窑，都会以为误闯书库。地铺上、行军床下、窗台边，密密麻麻全是线装书、俄文教材、哲学译本。警报一响，别人忙收拾行囊，他则先把书塞进背包，常常沉得差点背不动。
时间往前推二十八年。1910年除夕夜，湖南宁乡炭子冲村冷风卷门。十二岁的刘少奇倚着炭炉读《资治通鉴》，炉火崩出星子，点燃了他的棉靴。他直到闻到焦味才惊觉。屋里亲友好一通责备，他却只顾搓搓手，继续埋头在竹简印本之中。乡亲们给他取了外号——“刘九书柜”。“九”是排行，也是对“九成十成书味儿”的调侃。
这种沉迷并非少年意气的昙花一现。1918年，长沙新民学会几位青年夜谈天下事，蜡烛燃尽只剩火苗。“知识和行动要并肩。”刘少奇一句话，引得同伴频频点头。次年赴俄勤工俭学，他在海参崴码头等船时，还捧着《资本论》译本，旁人纳闷地问：“海风这么大，看得清吗？”他只是微笑。
1921年秋，莫斯科东方大学开学。他的俄语并不算流利，却硬是靠每天抄写经典二十页，把专业课成绩一路追到前列。走廊里经常见他贴着墙角小声背诵：“Пролетарии всех стран， соединяйтесь！”同学肖劲光后来回忆：“去食堂的路上，他都在掖袖口里看书。”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骤起。刘少奇辗转武汉、上海、广州，公文袋里必带一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在秘密交通站短暂停留，他一边用铅笔记账，一边翻译段落给同志听，硝烟与纸屑交织成另一本“战地教材”。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1941年春，刘少奇到苏北盐城主持工作。夜里百十来只煤油灯闪烁，他逐段审阅敌后财政收支表。看完公文，他掏出红蓝铅笔在《联共党史》旁批注。副官见他咳嗽愈发剧烈，劝他就寝，他摆摆手：“战士们枪管还烫着，脑子总得跟得上。”
抗战胜利后，1946年夏，中原突围战局吃紧。刘少奇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部署“向北发展，向南防御”。会议散场已是凌晨，警卫抬来油桶炉取暖，他却展开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把皱折的页面沿炉沿压平，一页页标着“用人先贤”与“治乱循环”。他认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样离不开对传统治国经验的冷静剖析。
1949年9月，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候选人，刘少奇白天旁听各界发言，夜里对照苏联经济资料，反复推敲《共同纲领》草案。他在稿纸上密密写下：“避资本主义旧路，防冒进；调重工，助轻工，顾农副。”第二天照样神色自若地走上主席台。
建国后，工作千头万绪，但他拒绝让办公桌变成“文件山”。1951年，朝鲜战场形势胶着，他召集经济小组研讨如何支持前线，背诵起自己刚学完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几段关于国民经济动员的描写，提醒大家：“交通、后勤、企业，总要统筹。”
1958年“大跃进”伊始，刘少奇下到河南兰考。车厢晃动，他依旧抱着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两册。途中遇到驻军干部请教人民公社问题，他随手翻至折角页，指着勾画处讨论“供给制”和“家庭副业”的利弊。客观、谨慎，这份思考赢得了基层干部的敬意。
1961年春节前，他赴杭州疗养。医务人员怕他劳神，只允许带三本书。他偏要把《中国古代经济史稿》四册全部塞进旅行箱。抵达之后，他索性把阳台改成临时书房，整日伏案，偶尔抬头瞥见西湖水光，随手在扉页写下“湖外且有千重浪，纸上自开万里图”以自勉。
这一生，书卷与沙场并行。若问读书究竟给刘少奇带来了什么，从他对干部的常嘱就能看出端倪——“理论联系实际，不钻研不足以发现问题；不调查不足以解决问题。”这种“调研—学习—再实践”的循环，被基层称为“少奇工作法”。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友谊也由学习而深。1945年党的七大间隙，两人常趁休会在枣林沟散步。毛泽东谈到中国古代农政，刘少奇则补充西方经济学说，走到沟口石桥边，毛泽东忽然停步：“少奇，你读书快，笔记细，我得紧跟。”彼时夕阳西下，余晖映得沟壑如墨，那一句半真半戏的感叹后来演化为那句脍炙人口的“赶不上”。
史料显示，刘少奇至1966年仍保持每日翻阅文件、阅读原著四小时的习惯。同年春，他在怀仁堂接见青年干部，仍劝他们“别以为职务高了书就少了，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都在变，脑子一停就落伍”。
值得一提的是，刘少奇做批注时字迹极小，红色钢笔为主，蓝色为辅，遇到特别重要的段落会再用铅笔画波浪线。后人整理其旧藏时发现：同一本《列宁选集》被他前后通读四次，四种颜色分属四个历史阶段，读书轨迹清晰可辨。
战争、谈判、建设，每一环都离不开学习。毛泽东与刘少奇以身作则，开启了中共中央“干部读书班”制度。延安时期的“夜校”沿用至今，这背后恰是一条清晰的逻辑——革命需要胆识，更需要知识。
两位伟人携手几十年，共同证明了一个朴素道理：读书不是消遣，而是一种长期的战略准备。每一次国运转折，他们的书桌都在灯光下悄悄见证。
延伸·读书之外的“比学赶帮”
刘少奇被誉为“活字典”，不仅因涉猎广，更因乐于分享。1954年，中央机关推行“比学赶帮”活动，原意是比生产、学技术、赶先进、帮后进，主要面向工业系统。刘少奇提议：“机关干部也要参加，脑力劳动并不例外。”于是，中南海出现一道独特风景：每晚七点，灯光次第亮起，干部自带书籍、摘记卡片，围坐讨论。谁读得快、谁理解深、谁总结精，都会在第二天例会上被点名表扬。短短半年，政策研究室拿出了《粮棉油产量增长路线图》，外交学会译完了三十万字的拉美资料，财贸口形成了关税改革初稿。经验随即扩散到31个中央部委，再到省市区。后来人提及那段岁月，总说“无形的压力催着大家往前跑”。事实上，压力之外还有暗暗的欣喜——夜深人静，看到篆纸上新添的批注，便知同伴仍在灯下苦读。刘少奇偶尔经过长廊，会停下脚步，拍拍年轻人肩膀：“好好干，别让书生气跑了革命劲。”这句玩笑里藏着深意：学习不是孤立的书斋事业，而是服务国家实践的公共行动。当年“比学赶帮”的火种由此留存，成为新中国早期干部培养的一段佳话。